知青 | 刘元：第三次插队，终于“骗”病退回到北京

作者简历

刘元，1966年初二学生，1968年到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插队，其间有两年转回老家务农。1976年“病退”回北京，之后做过各种杂工直至下岗。

原题

再回莫旗

我的插队"折腾史"续篇

作者：刘元

又一次光荣插队

从老家回莫旗的途中经过北京，回到那个真正的但又暂时不属于我自己的家，感到最可怜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年迈的父母。尤其是老父，女儿们因为他的父亲我们的爷爷，生途屡遭不顺，他觉得对不起我们，本来就木纳的他什么话也不说，默默地吞饮这残酷的现实。

老娘对我的狼忙奔命看得很开并不悲观，觉得我又有地方可去了，虽然是回莫旗，但还是难免忧心忡忡。

我又像第一次上山下乡打点行装，想赶快奔赴农村第一线，毕竟莫旗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归心似箭。“北京要到莫旗招商”的消息引得我一刻也不愿在北京停留。

然而马上就要走了，妈妈却死活不让我走，因为我脖子后面那个“砍头疮”还没有结疤还露着粉红色的鲜肉，但早就不疼了，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但是妈妈吵闹得不行。她从来都是这样，为别人担忧操心，我们嫌她的关爱是啰嗦，每每发生被她操心的大小事，我们都要烦烦地顶撞她。那次我就真急了。哎哟妈呀，别说露着鲜肉就是露着白骨我也得走啊，万一回去晚了，错过“北京招商”不是耽误我前途大事吗。那时一门心思认定北京要去招知青了，我要晚回去就没我的份了。

几十年后有一次妈妈说我打过她，我惊讶哪来的事，我哪敢斗胆打您老？她说那年我非要带着没愈合的砍头疮回莫旗，她不让，可能两人就争急眼了，也不知道是谁先拿起火通条，然后在抢夺通条的过程中好像双方都“挨打”了。我哈哈大笑说一点都不记得了，俺妈有时说话好夸大，好吧，就算我打您老了，那也是说明你老闺女上山下乡的心情有多么急切，居然“暴打”老母了。

现在想起来太好玩了，当年我都23岁了，人家好多插友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有的还结婚生子了。我三个姐姐都安身立业有的还成家生了孩子，而我这个老疙瘩居然还满怀激情，热血沸腾第三次上山下乡。

妈妈拿我没辙了，只好放行。砍头（疮）不要紧，只要莫旗真（真招商）。最终，我怀着坚定的信念，再次和家人和北京挥挥手，背着“鲜肉一块”北上了。 

回到莫旗

莫旗，我又回来了，两次踏上莫旗的土地的意义完全不同。第一次来你家是洗刷灵魂，第二次来你家是找“饭辙”（出路）。

知青点的顾钢为了我回龙兴二队找了小队大队开证明。因为我的户口已经走了，如果回来必须再重新走一遍手续。收容盲流不一定要什么手续。盲流能干活，反映的利益是直接的实惠的。而我一个妇女（当地人管姑娘家家的也叫妇女）不是壮劳力，给队里带不来任何利益，人家说不要就不要。所以顾钢要一层一层地拜爷爷过手续。最难的可能要算小队了，毕竟我是回小队，小队接受我才行。这里用“接受”而不是“接收”。你回来、你的存在人家受用吗。人家“受得了你”，才能谈到“接收”你。

后来听顾钢说有人表示没兴趣，觉得我回来干不了什么活还得占一份口粮就不想收；有的人觉得青年纷纷走了，这丫头回来是拿龙兴二队当跳板，反正也呆不长，回就回吧。又不是多了她一份口粮就能饿死龙兴二队的人；还有人觉得这丫头挺好玩的，憨唬憨唬的，对我们没什么威胁，回来吧。于是一年后在人们对我的纷杂感觉中我又降落到莫旗的土地上。

莫旗，你的胸襟那么开阔，你养育了你苦难的各民族兄弟，收容了四面八方慕食而来的盲流大军，接纳了几千个知识青年，也包容了我这个自愿吃二茬苦的落魄知青。

周围的一切熟悉亲切。透蓝的天，泛着油光的黑土地，在公路上奔跑的四挂马的大轱辘车（这马车在临涣看不到，老家没有牛马全靠人力）；通往屯子的茅道，茅道两旁茁壮的庄稼……我欢欣又回家了，我还年轻，还有激情活力供我释放挖掘。莫旗算是我的“第四故乡”，北京——莫旗——安徽临涣——莫旗。人儿不大，故乡一堆。

知青只剩下三个人，一个女生，两个男生，其中一个男生文琪好长时间没回来了。人少房多，所以男生宿舍就卖给老乡了。男生顾钢住在女生屋，女生秀环住在老乡家，我就住在社员李柱云家了。我自己睡北炕，他家四口人睡南炕。东北农村都这么睡，甭管来什么且（客人），男女老少，结婚与否，都不遮不掩南北炕相对而卧。儿子娶了媳妇也睡一屋，顶多拉个帘子遮挡一下。

一回莫旗，先把耳朵竖起来听听有没有招商的信儿。听了几天啥动静也没有，我傻眼了，老老实实当莫旗人吧，再也折腾不起屡次换地方了。

等虱子在我头发裤腰腋下暖洋洋的地方絮窝了，顾钢也办好病退回京了，我就回到女生屋。秀环这时也策划着办回京郊老家。文琪还没回来，据说也在京郊踅摸出路。我这时心里不仅沉还有哀，觉得自己像个瘟神，怎么一回来人们就唯恐不及地避开我？其实我瞎想了，我可以从莫旗蹿到安徽，又从安徽杀回莫旗，就不兴人家从莫旗跑掉？

知青是个官生，官不管，自管，然后自灭的群体，我们公社每个队的知青都走了百分之八九十，剩下两三个的居多。

我们队就剩下我和两条饿狗了。我让狗咬怕了，不喜欢狗。你说我这种秉性的人能喜欢谄媚讨好拍马的人吗，狗就是这种“人”。所谓狗忠诚，它只对它的主人忠诚，因为它的饥肠靠主人给它填满，而它对别人才不会忠诚，撕咬，咬死，所以我讨厌它。我吃了上顿没下顿，自顾不暇，你狗狗还跟着我添乱。顾钢喜欢狗，狗前狗后的和它玩耍张罗它们的好光景。他一走，狗狗抬眼看看我这个冷漠的后娘，觉得没指望，每天撒野在外，我倒也省心，否则每天那泡屎都不够它俩分的呢。

我是这里曾经的知青，而且就剩我一个人了，所以回来后和社员相处起来行云流水。老乡心态也挺平和的，没有什么针尖麦芒的事，除了有一次和徐才吵了一架，我在流水账日记里写了一笔，忘了为什么；还有一次“寡妇门前是非多，孤女门前石头多”，我的屋门被小孩砍了石头，出来熊了他一顿。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环境里变得粗野厉害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打知青”事件（我去老家插队前我们队发生了一起捆绑和殴打知青的严重事件，惊动了中央，事件制造者都受到严惩）的始作俑者王国兴的闺女王丫蛋还跟从前一样热情待我。有一次到我屋来玩，看我冷锅冷灶炕冰凉，褥子也潮乎乎的，就非常不安地说：“大刘呀，这可不行啊，睡凉炕坐病啊。”我说：“没办法啊，就一个人饭做得少，火烧的少，炕怎么能热呢。”

她见我一个人做饭用大锅不方便，就想了个办法，让她哥哥在屋里炕头位置改道砌了一个小灶，能放下做一个人饭的小锅。她说这样外屋大锅烧水，屋里小锅做饭，一块烧就能暖和多了，小灶离炕头近能直接烧热炕头，你睡在炕头就行，丫蛋心细周到真让我感动。

我们一直没有因为丫蛋她爹参与打知青而疏远她，丫蛋是全屯最好的姑娘，热情善良，有这两个特点就足够了。她不是向知青讨好献殷勤那种人，她很自然地流露自己的本质。她爹人其实不坏，只是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明白她爹为什么要参与那件事。有一次顾钢被请去她家吃饭，丫蛋说起那事儿一个劲儿说对不起知青，还对她爹表示不满，她爹一声不吭。顾钢不愿让她爹尴尬就和她爹拉别的话题。平常学生跟她家处得最好，突然整这么一出事儿，丫蛋老不得劲儿了，也跟我们一样整不明白她爹为的啥。世上的事就是这样，身不由己神魂颠倒，有文化的汉奸走狗成堆，没文化的农民当傀儡更不要问为什么。 

丫蛋（左）

招工了

1975年2月我回北京过春节，刚过完春节突然接到莫旗知青办发来的电报说让我速回莫旗。电报没说什么事，我心里就犯嘀咕，什么事呢，好事坏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好事眷顾我，但我算是规矩人，不可能有坏事找我啊，若是好事又会是什么呢。那夜我一分钟都没睡着，第二天就告别同样不安的老爹回莫旗了。那年春节就老爹自己在家，老娘和姐姐去了广东。其他姐姐有不在京的有结婚的。我特地回京陪老爹过年，结果又扔下老爹匆匆离去。

到了旗里直奔知青办才得知是加格达奇铁路局来莫旗招工，工种有养路工、给养路工的子女上课、车站候车室服务员等，招工名额下到莫旗各个公社。按说我应该非常珍惜公社给我的这次机会，但是填完表检查完身体，我突然有一种被卖到深山老林的感觉。

漠河，在黑龙江最北端，群山环抱森林覆盖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我插队没文化了近七年，已经像个半傻子了，再把我扔到那种地方，更呆傻得不如深山里的千年古树。我不敢奢望能寻觅到花红柳绿的美地，但也不甘心去高寒偏远的地方。当时想象中的漠河是一个到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绿障森森，没亮光，没人影儿恐怖瘆人的地方。其实加格达奇铁路局片儿大了，那时我固执地认为是去漠河的原始森林了。

想到离家那么远，回家的机会更少，想到父母姐姐的心随着我走得越来越远，忧愁也越来越多，我就难过得想哭，所以一切手续办理完毕，我就抖着胆子找到安办嗫嗫嚅嚅说我不想去，说了几个诸如——父母老了，不放心我到那么远的地方……等一两个并不能打动人心的理由。没想到安办非常痛快地答应我放弃这次招工机会。现在想起来，估计我不去，有的是人想去，正好我慷慨腾地儿。不当农民上班挣钱，谁不想啊，也就是我哭着喊着关里关外地找工作，工作砸到头上了反倒吓跑了，真是叶公好龙。记得在旗里办手续时没几个人，知青响应者寥寥。

回到屯里，社员听说我放弃招工非常吃惊说：“大刘呀，你咋唬呢，吃商品粮多好呀，俺们没福啊，让俺们吃商品粮，俺们早欢溜儿蹽了。”是啊，我咋不想欢溜儿蹽呢，但是得分往哪儿蹽啊，后来我庆幸没往漠河蹽。1987年，让费翔唱红大江南北的“春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烈火燃烧了我”，他唱完的前后脚，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大面积的山林、漠河小城就变成火的海洋了。我想当年要真的去了漠河，1987年5月6日之后那几天很有可能一点悬念也没有我就被“熊熊大火燃烧了我”。嘿嘿，这回主意拿得正，我把我从火坑里解救出来了。 

孤独的串门人

恩格斯说“劳动是残酷的”。劳动确实太残酷了，一天累下来，晚上成宿地睡不着，睡不着我就听敌台。黑龙江离“苏敌”最近，听他家台比咱家台还清楚。你不用费劲调台，只要听见与国内播音员铿锵振奋的声调不一样就找到台了。他们声调舒缓柔婉，他们是用真情用心灵去播音。其实，黑龙江台的男主播音质非常好，只可惜那年月老扯着嗓子念“檄文”，快把音色毁完了了。

记得他家“灯塔台”最清楚，一点干扰没有。深沉悠远的俄罗斯音乐，西蒙诺夫、果戈里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听得我睡意全无，而那时咱家台连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的东西都不敢拿出来播。我经常听到后半夜才昏昏欲睡，四点钟的钟声也不理了，索性就不去干活在家洗衣服做饭写信整柴禾。

不干活的日子就去一队找三王玩。龙兴一队就剩下王刚王健王鸣——三王，仨眼镜，三肚子学问，来插队两个三年。

我们打牌做饭聊大天，有时候他们也来二队找我玩，仍然是聊天做饭打牌。但不是经常的，因为我要表现，要为将来的出走打下可怜的群众基础，所以我干活还算积极。

王健那时被当作“可教育好子女”（什么屁话！谁属于不可教育好的子女！）有希望上大学了，正在备课高考，换常到我屋躲清静看书背英语。

有时他仨来我屋找饭辙，我宁可不去干活了。王鸣有个性，爱说俏皮话，打扑克、争论个问题爱起急，比他哥王健血冲有热闹。王鸣还是个书篓子爱看书，有一次我爸给我寄来一本书，打开包装一看是《基辛格》。那时，正值基辛格访华后就把他热炒起来。这书在当时挺难得，是我爸应该寄给他在杭州的老同学的，他老人家除了做学问非常认真，生活上的事经常颠三倒四，结果这书就寄到我这儿来了，而应该给我寄的书（是武装我头脑的政治书）寄到杭州去了。现在想起真逗乐。我爸的老同学，浙江美院的院长收到这摞政治鸡汤书一定纳老闷了——我被洗脑一辈子了，老同学，您还嫌我没洗够？

这一颠倒，让我开了眼界。作者通过基辛格私人的，政治的，国内国际，和他人和总统的关系，生动细腻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基辛格的形象，所以我还没看完就被王鸣拿走了。我没的看了，王鸣就给我推荐一本《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好家伙，你听这书名儿大的，气儿粗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哲学派对马列主义的认识。王鸣学问大，喜欢哲学的东西。我哪儿懂这些个晦涩枯燥抽象的玩意啊，更不会去看这类书的。我能记住《悲惨世界》十段话，不会记住该书一句话，但还是拿走了，整个一个“猪八戒夹着半刀火纸——充那文化人儿”。

更多的时候我被巨大可怕的的孤独包围着。陋屋里再也听不见吵闹欢笑的嘈杂声。想起龙兴一队男生沈小平经常坐在我们炕上拉手风琴，大家随着欢快奔跑的乐曲《小苹果》唱道：“苹果苹果，半生不熟，高尔察克逃命去，逃出了乌拉尔……”插友们都逃了，唯独我灰土土的又回到“乌拉尔”。我用粉笔在土墙上写满了唐诗用来排遣孤寞和失落，其中有两首诗。一首是倾诉被锁深宫的怨恨“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一首是等待时机，树立让我的命运能改换天地的坚定信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串前兴农三队的门最糟心，一拉门被他们养的大白狗不问青红皂白咬了膝盖。咬了一圈牙印，狗一看是知青赶快松口。老乡说这狗牙印必须得揪下一撮咬你的狗身上的毛，然后和上白糖在被咬的牙印上揉搓才能好。好家伙，让我再回前兴农揪它的毛，我还没死够啊。

我用串门打发寂寞，有一次差点串死。那天从一队串完回二队，以往我都是走东路回家，那天为的什么就走了西路？可能是去大队看报纸，也有可能是去住在西头的二队社员家串门，否则我不会去绕这个远的。

快走出一队屯子时，突然一群马蜂乌压压朝我扑头盖脸袭来，我撒丫子就跑，越跑它们追得越紧，这时听见一帮孩子一串串幸灾乐祸的笑声。我明白了，他们看见我过来，就犯坏捅了马蜂窝，让马蜂蜇我，然后这帮小兔崽子躲到隐蔽的地方看我的狼狈相。几十年后电视说被马蜂袭击千万别跑，越跑越坏事。应该趴在地上不动。好价，我这一大坨身板子要趴地上，那帮孩子更有乐子了。结果我的右眼被蛰得青紫乌黑肿的像个大李子，眼睛变成一条缝，眼珠子缩在缝里困难地蠕动，跟忽闪明亮的左眼对比，您就想象是啥模样吧。蜂毒能致人死亡，那时什么药物也没有，靠着年轻排毒能力强，否则我早就“嗝儿屁了”。

我串人家门，也有“人”串我的门。这门串得亲热惊悚，串得我终生难忘。

一天夜里醒来，朦胧中听见耳边有均匀的鼻息声，啊！不会吧，那年月老百姓纵有冻馁之虞，还是安贫守道的。我的两道门黑天白日的从来不上锁，不会失窃，没人骚扰，今夜这是哪路大胆毛贼不仅进屋还上炕？我开灯望去，腾地坐起——一只大黄狗！就是那两只我不待见的其中一只。天太冷他可能是回来找热乎，就合着炕上那点尿温躺在我身边，脑袋离我不足尺把。它可能正在做春梦，然我不领情，粗暴地把它撵跑了。

还有一次，也是半夜，被呱唧呱唧的咀嚼声惊醒了。怪事，我没有隔夜粮啊，这日子惨得锅碗都快倒扣了，顶多有碗剩苞米碴子等着我第二天早上吃，哪有什么好嚼咕让这人啃得这么香呢。我赶快开灯一看，好家伙，是猫正在我身旁扯巴一只几乎跟它一边大的耗子。弄得炕席上血的呼啦的，这架势的，连气带恶心我浑身痉挛睡意全无。外头广阔天地的，你说你搁哪旮旯啃不行，非拿我的炕当餐桌。噢，你怕同类跟你抢食，那么大的耗子，别人吃点怕啥，瞧你这小家子气的，你抠门儿不要紧，万一它身上有鼠疫病菌我小命不就交代了！

孤独的我 

胡老师教的

插队时，我们队女生几乎都当过龙兴大队的小学老师，当然不是固定的，而是老师有情况了，就让我们替补。最后知青就剩我一人了，我得到百分之百的概率当了一回光荣的老师。头回是李合病了，我代他二年级的课。

小学校是破房子，破桌椅，唯一的教具是斑驳不平几乎挂不上白粉笔字的花脸黑板。

学校七八个老师有好有差，赵德万是好的，他家是富农，那时阶级斗争教育中毒太深，一听是地富或地富子弟心里就硌硬。但赵老师有学问，人也周正。他是海拉尔师范毕业的，爱看书，有点知识见解和分析能力，跟他聊天还有点趣味。因为是富农子弟不让好活着，只能回乡务农。家乡领导任人唯贤让他当了小学老师。赵老师的独特让我感觉到其他老师是怎么个混饭法儿。

李合老师，我怀疑他是小学毕业，因为他爹是大队干部，就让他干了这个美差。他连字都写不成个儿。我那时字写得蛤蟆样儿，他直呼“娘哎，你的字咋写的那么好呢。”当然比他写的好多了，但还不至于“喊娘”。

从他学生的作业本就能看出老师的水平了。李合的学生作业本又脏又烂，被爹们当抽烟纸撕得惨不忍睹，那字写得像多国文字的混合体。上课提问大眼瞪小眼木木障障一问三不知，有的连50以内加减法都崴不清。

那时小学老师都是吃工分，李合这工分混的，轻松上一天班，跟在大田里干活儿累得贼拉死的农民一样拿满分。谁给他代课谁头疼，没法拾掇，幸亏就两三天他回来上班了，赶快物归原主。

李合来了我该走了，正好胡孟士有事不能来，我又接他的班，这班是三年级。

上语文课就知道又瞎了一班孩子。虽然语文教材具有浓厚的时代痕迹，但它和你教授学问是两码事，最起码词意的解释你要准确完整呀。比如“珍藏”一词，孩子们说胡老师教的是“爱惜”的意思。好吧，算你没说错，有一点“爱惜”之意；再如“恼羞成怒”，孩子们说是“心情激动”的意思。我重新把这两个词完整地解释一遍，否定了不负责的解释法。但是孩子们习惯了胡氏教学法，炸窝似的喊“胡老师教的，胡老师教的”，喊声参差不齐乱哄哄，你不仔细听就会听成“胡教的，胡教的”。小孩子的脑袋是一张白纸填什么是什么，你错教他就错学，你胡教他就胡学。问题是您的学生可千万别心情激动的时候来一句“我非常恼羞成怒！”啊。

算术课更滑稽。一个正方形的边长 50米，求面积。50米X50米=2500平方米不就完了吗。孩子们说胡老师让他们再用2500除以100。我问这100从何而来，他们又嚷嚷“胡老师让我们除100的”。行，除100去吧，照您这么除法儿，包产到户分田分地，您家土地的面积越除越少，您还不得急的蹦高？您不如再回到公有制吃公社大锅饭呢。

还有一道题：一个人行道长120米，宽3米，用边长是3分米的正方形方砖去铺这个人行道，问需要多少块砖才能铺完这个人行道？

人家胡老师是这样列的式子——1200（分米）X30（分米）（不错，还知道化成分米）÷ 3（分米）。麻烦了，平方分米除以直线分米，上哪儿找有形状的“块砖”去？您说您这路怎么铺，您就抱着砖头坐在马路牙子上哭死吧。

算术书里有道题，胡老师不会做，就没给学生讲解，结果考试出了这道题，学生又闹翻了天愣说没学过。没学过就不做，你就不得分，这比胡搅和，瞎教授把人家孩子毁了强多了。

给他代课8天正值总复习阶段，起根我就不懂教学，更谈不上教学经验，再端这锅糊涂粥，你说我该有多费劲儿。8天后他上班了，您继续在锅里搅和吧，您教学法自成一体，您老有才了。

胡孟士对我不屑，见到我绷着个脸，用眼角夹我，我也不尿他，我是农民，他是老师，他不会看得起我的。可能他在课堂上也会听到孩子们嚷嚷“刘老师教的，刘老师教的”。他会气歪鼻子——这个“农民刘老师”懂个屁！ 

 奔学1975

日记写到代课完毕就戛然而止。看日期，应该是我又奔下一个谋生目标了，这就是上学。

插队后几年每年都放招生名额，大学中专。大学不敢奢望，名额极少，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推荐那些优秀的人。当然也有跑关系拜门子送礼把自己安排妥当的。中专虽多，但也不是人人都能上，狼多肉少，也要靠推荐。

1975年龙兴知青竞争上学的人几乎没有了，感到会有一丝希望，有人给我出点子公社找谁谁，旗里找谁谁，我就开始行动了。

公社离我队较远，平常不大走动，而且龙兴知青不擅和官们来往，据说有的队女生和公社干部打得火热，哥啊嫂的叫得可亲，还换常给人家拆洗被褥做棉活啥的。人间正道为何物，多数人闹不懂，清高没有正道可走，你不拜门子，人家还能八抬大轿去你门上抬你？才怪。我被逼上梁山，为了上学要放下穷酸架子串干部的家门了。

费X华是管知青的。费和蔼，脸上常挂笑容，对知青比较关爱。在那次打人事件后我们和费交道得多点，我们得到过他的开导规劝。我队男生还帮助费家解决过一次他家面临的实际困难，所以有好事，费就想着我队学生。可惜龙兴离皇帝远，沟通造成一定的难度。又听说费要调到汉古尔河公社当书记去了，我得赶紧抓住最后这根稻草。我在上学这事上找的重要人物有“三华”——博荣公社的费X华、李X华，旗里的司X华，“爱我中华”国人起名带“华”字的多。

串费X华的家是为了让他加深印象别忘了——龙兴二队还剩个女知青想上中专。串门的时候手里好像没有提溜东西。那时候能提溜什么呢？一来没钱，二来供销社全是拿不出手的东西，诸如固体酱油，洋火，瓶盖生了锈的罐头，还有广锹锄头等农用物资，人家干部不种地。

李X华是公社书记，书记是灵魂，不可小视。我串他家门，跟他借过北师大学报，跟我多爱学习似的，不过那时我确实爱硬着头皮看这些无头告示（不得要领的官样文章），因为这是当时的国粹真理，对任何人的考核都要以它为标准。

但是串旗里司X华家送礼可是用了一番心思。我写信让家里寄东西，包裹取出没开封就送过去了。东西是北京能提供而莫旗没有的紧俏商品。时代不同，现在兴许送个几十万，你想要得到的照样打水漂，那时礼虽轻但管用。

往旗里跑可费老劲儿了。龙兴离旗里最远，平日正好赶上队里有上街的马车就搭车去了，现在不能等车了，必须采取主动，有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走着去。有一次借了自行车，去时还顺，回来车坏在半道上，车轮子几乎不转，连推带扛上大岗下大坡好歹努回家。

推荐要从基层开始。小队给我做评语，也就是找几个人给我评功摆好，有人做记录。知青和农民平起平坐，都是在同样的生活环境里，人家啥样你就啥样。比如给你的评语“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这不都是社员的优良品德吗，然后再加上一句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之类的话，你只要没过出大格，这就是一个优秀知青的标准了。最后材料往上一递就等消息吧。给我名额我就有了一半上学的希望，不给名额，我还是农民。 

又遭遇政审滑铁卢

好歹盼着可以填志愿表了，因为莫旗那时还属于黑龙江管辖，所以一大串黑龙江辖内的中专任你挑。有一个叫做水利工程学校，地点在牡丹江。牡丹江，多好听的名字，凭感觉她一定是个诗情画意美丽的城市。另外我想，学水利，将来可以大江南北地驰骋，挺符合我的性格的，就它吧。于是填了这个志愿。因为之前在打通三方首脑下了番功夫，我就满心欢喜踏踏实实等着这非我莫属的大馅饼了。

我仍然在队里“任劳任怨”地干活。老乡说：“大刘呀，还干啥呀，等着上大淆（学）吧，那架势的，上淆多带劲，再也不用搁这旮撅了瓦腚地干活遭罪了。”我哪能听这个，照样每天撅着腚虔诚地给土地鞠躬，乖蹇的命运我可不敢再招惹它了。我这两年净得瑟了——转插，又回莫旗，招工不去，这“问题青年”快当定了，再不站好最后一班劳动岗，不慎踩雷就又黄汤了。

终于通知下来了，记得好像是在旗某个机构拿到的通知。该机构同志告诉我，水利学校没有录取我，因为政审不合格。呜呼哀哉，黑衣老雕又把我追到莫旗来了。它又用利喙啄我——你不知道阶级路线是国策吗？你一次一次往国家要害部门钻（细想想明白了，我想去的煤矿、水利等设施都是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的），你这个不知政治为何物不长记性的家伙，你以为你到处脱马甲人家就不认识你了吗。

老雕跟我说的话，要搁现在我会明白的。它那时老踪着我，也是为我好，不断啄我，让我清醒，我怎么就这么缺心少肝呢，到处拨动不和谐音符，专门碰那根不该让你碰的弦。我南北地跑，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哪里知道总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掌控我的命运。小时候读《西游记》光顾看热闹了，没领会其中含义——你就是孙悟空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古训……这些个我怎么就都没细想过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会审时度势的，而我只是自己懵头瞎撞。这回水利学校遭遇滑铁卢终于让我撞明白了——除了当农民，你上哪儿都没戏！

旗安办的司X华收过我没开封的包裹，我跟她交往的热乎气儿还没冷却。她不落忍我“落榜”，和有关招生人员沟通了一下说有个银行学校决定要我，但是毕业后还得回莫旗。我的天，九九十八弯，我爬山越岭地翻回莫旗就是为了离开她，她再让我回来，跟我摽上感情了，我算是绕不出去莫旗这疙瘩了。我连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说银行学校不是我的志愿，是硬派给我的（就差点说是施舍了），我不去！十几年后我因财务经常跑银行，看见柜台里那些繁杂的账单账本数据，我想当初我要在银行干了我最讨厌的数字工作，我先把自己勒死算了。谁知后十年还真在单位干了数字工作，我贪生怕死的也没勒死我自己。至此，做了一夏天一秋初的上学梦归零了，我还是龙兴二队撅了瓦腚的庄稼人。

老老实实当庄稼人 

父母心在儿女上

几十年后，爸爸去世了，我们收拾他的遗物。爸爸做人做事非常认真，他写信有个习惯，不管给谁写都要打草稿，而且保留完好。因此在一堆信件中就发现了1975年9月11日爸爸写给莫旗党委的信。

当时，我未被录取水利学校又拒绝去银行学校，父母知道了肯定着急，心话这老闺女总在自己前程问题上杀伐决断的，招工不去，这次又放弃上学机会，下次还不知又会惹下什么祸害，就赶紧给莫旗写信。信的大意是：某某蒙有关负责同志的关怀被推荐考水利学校，结果未被录取，不录取的原因想必是政审不合格，而政审中的问题想是她祖父的问题。然后向莫旗领导汇报了某某祖父本人的情况与其后代的关系。信中简单阐述了祖父的概况，申明父亲大学毕业后就与家庭断绝来往没有任何关系了。

信中说，“刘元是在解放后出生，红旗下长大，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下培养成人的，她的‘爷爷’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如果我的单位人事部门写得简单，只简单地说刘辽逸的父亲逃往台湾，以上算是对刘元爷爷的情况一个补充说明。

“刘元虽然不能录取水利学校，仍然承蒙您（注：这个‘您’应该是旗安办的同志）和旗委同志的关心让她进银行学校，我们表示衷心地感激。但某某的性格比较粗犷，不够细心，做银行工作对她恐不适宜，所以她谢绝了，这一点尚请原谅。以后如有其他机会，敬希多多照顾。”

信最后说， “刘元17岁到莫旗插队，转眼七年多了，和她一起到龙兴大队插队的只剩下她一个女生了。女孩子大了，做父母的为她操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和老伴都已年逾六十，体力日衰，但愿能够早日看见某某这个最小的女儿得以妥善安排，我们也就安心了。”

我全然不记得爸爸写过这封信，几十年后我捧着这封充满父亲拳拳爱心的信眼泪扑簌直流。爸爸内敛木讷，对女儿的爱在心里装得满满的却很少表露在外。女儿们遭遇不管哪个领域中的磕绊，他都会马上用写信的方式开导安慰鼓励。

这封信爸爸是在替他的父亲为女儿赎罪，尽自己的微弱能力挽回因为阶级路线带给女儿的不公正待遇。我善良敦厚的父亲他会这样做的，尽管他的羽翼已经被风雨摧残过度，他也一定要奋力张开它保护羽毛未丰的孩子们。

这封信不知莫旗有关部门收到没有。爸爸的良苦用心在那个没有天理的年代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我之后再也没有被“妥善安排”过。 

办病退

 我招工不去，上学又失败，处处受阻，我心中无计了，呆着吧，事不过三，下一个机会不管是好是孬我保证乖乖地不放弃了。

1975年末，顾钢回莫旗帮别人办事，他给我出主意让我办病退。那时知青想回北京可以办病退和困退已成气候。北京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居然用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方式就能回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它实打实的能行。

顾钢就是办病退回的北京，他是真有病，得过肝炎，干活劳累一直没好利索，他那肝儿多咱查多咱转氨酶高。而我这牛犊子体格说出大天去人家也不相信我有病啊。我就跟顾钢犟开了，我说我明明没病怎么能说有病呢，这不是跟你病的很重却说自己身体很好，嘛病没有，谁信呀。顾钢就苦口婆心给我讲知青面临的形势，说不用这个办法回北京没别的办法，你要想回北京这是唯一的路子！我还死倔，硬咬着反复说：“没病，没病，没法装病，办不了，不办！”

这也太名不正，太不光明磊落了。我不相信用如此简单的欺骗把戏就能回北京，真是天方夜谭！顾钢看我这个冥顽不灵的死拧劲儿，几十年后跟我回忆起来说当时恨不得给我俩耳贴子！

最后我还是没拗过他，人家看我落难成这样，那么好心好意帮助我，后来我也想过，还有哪块天鹅肉能让我吃进嘴里呢，终于我妥协答应“办病退”了。

可是拿什么病说事儿呢。顾钢给我支招说找一个查不出来的病。五脏六腑有病都能查出来，尽管那时医疗器械落后，没有高科技仪器，好像只有照肺部的X光透视。

我这体内零件杠杠的，要编造病难度太大了。其实到后期我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强壮了。腰疼尿频头疼。尿频得我体内水土流失，那原本还算丰润的脸一下子就呱嗒了，焦黄憔悴。你想，每天除了大碴子，完全没有其他营养可供给。

知道是肾不好，但是没有炎症查不出加号，白搭。腰疼跟牙疼一样不算病，那就在头疼上做文章，居然就给它找到“婆家”了。俺俩就策划着说我曾经从装满粮食作物高高的马车上摔下来摔成脑震荡了。顾钢说这病没个查，靠病人主诉怎么说怎么是。除非特别厉害的可以做脑电图查出异常，那这人已经躺在床上动不得了，你这摔得半不拉拉的不容易查出来。写到这儿我就笑，摔什么摔。那几年除了冬天在好似小冰山的井台上滑过跟头，其他什么要命的跟头也没摔过。这真是，吃柳条拉筐——真能编。

编吧，怕啥，掌权的能把自己的祖国编造得天崩地裂，还在乎你编个假病退？实际那时允许你办病退困退已经是国家对知青政策大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开始行动了。先在莫旗医院凑病历材料，正好医院有个我们公社的知青当医生，据说她给很多知青帮忙开“有病”证明了，我也顺利地从她那里拿到第一手材料。再往下就是队里开证明，证明这孩子确实从马车上扔下来过。知青就剩我一人了，让队长干嘛就干嘛，只要不损伤他们的利益，队里恨不得跟他们抢口粮的知青都赶快走光呢，队长就歪歪扭扭写了证明。

谁不知道呀，这马不惊不疯，你坐在马车上又很规矩，八辈子也不会让你从马车上掉下来的。况且秋收跟车装车都是男劳力的事儿，从来不会让妇女干这活儿。那时候“办案”人员不深究，要是深究的话我病退一点儿戏没有。很快材料就备齐了由知青办发信到北京我的住地办事处，紧接着我人也发回北京了，回北京等待办事处通知你，让你在北京的医院复查。在北京我隔三差五地去街道办事处问材料到了吗，那时家里都没电话，人家不会通知你，好在我家离办事处近。

办事处是一级小政府，小衙门里的人官腔官调的，懒懒地翻找一摞材料然后冷冷地说，没到呢，家等着去吧。好多年没见过这架势了，真让人不舒服，莫旗的官比他们厚道多了。啥脸色我也得忍着，它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不能得罪。

我妈一方面高兴我有希望回北京，一方面心里嘀咕觉得这事太悬了不靠谱。爸妈都是极其本分诚实的人，一辈子不撒谎不作孽。现在老姑娘能把北京骗了，对老刘家来说简直是“惊家大案”。事到如今，如何结案，听天由命。

我爸让老闺女的前途逼得和我一块扮演戏中角色。“复查”通知下达后，爸爸带我找到一个远亲，他认识宣武医院的大夫，然后托这个大夫找神经内科大夫，约好让我哪天去“看病”，建立一个“该人确属脑震荡后遗症”的病历档案。

我在指定的那天去“看病”了。去前，一贯热心助人头脑活络的姐夫指点我让我别洗脸别梳头别吃早饭，因为一洗脸梳头人就会精神，一吃饭脸上就有血色。脑震荡后遗症的人应该被病痛折磨得病怏怏萎靡不振才合乎，于是我长这么大头回儿装疯卖傻蓬头垢面的上街了。

大夫问我恶心吗，呕吐吗，头疼吗，耳鸣吗，记忆力怎样等等，这都是典型的脑震荡后遗症的症状，尽管估计大夫也明戏，但我还是心虚支支吾吾模棱两可：有点、有时候、不怎么、偶尔……大夫可能见诈病的人多了，并不理会我（可能也被打招呼了），径直把症状写在病历上，定性病名叫“植物神经紊乱”，你听这名儿，跟半个疯子差不多了。最后医生还写了建议书，建议休养，不适合重劳动什么的。

宣武医院是国内外著名的神经内外专科医院，他们能出具证明是具有权威性的。拿着病历高兴的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掉在地上。我把复查结果交给办事处，就等着办事处往东城安置办公室递了。

我办病退不用政审，什么阶级成分的子女都可以生病。等我明白过来虽然误了三秋也还未为晚矣，国家落后发达国家上百年都不着急呢。

这人这事儿要开头走顺字了就会再顺，姐夫那段时间正好负责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跟东城安办有关人员很熟悉就跟安办打了招呼，好像也送了一个炸药包（点心匣子）两颗手榴弹（酒），我就顺利过关卡了。

八年劳苦我真的有点神经紊乱，头疼伴随着我回到北京一两年没好。身后有人叫我，我不是把头扭过去，因为脑袋晕沉，甩动有困难，而是把身子整个转过来接应叫我的人。虽然不是脑震荡所致却和它的后遗症有点儿靠谱。

我是百分百的有病，但按病退规定的病种我又相对没病。插过队的人百分之百都不很健康，但办病退的是少数。我这趟谋生路走对了，好歹当了回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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